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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——杨文会

发布时间:2016-05-09 11:19:53 | 进入中华佛缘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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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佛教发展到清代,其学理方面已极为衰微,高僧不多,而且与思想界关系很少。乾嘉时期,在一部分理学家中,如彭绍升(尺木、际清)、罗有高(台山)、汪缙(大绅)等,对佛学有极浓厚的兴趣,大力予以提倡,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、魏源等。至清末,佛学出现了一个新的振兴的局面,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、学术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,成为近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[1]。

  佛学在中国近代得以重新振兴,原因是多方面的:诸如当传统的理学思想受到冲击后,人们想以佛学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白;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,也受到了当时西方学者研究佛学兴趣的影响等。但其中与杨文会居士(1837一1911,字仁山,安徽石埭人)为振兴佛学而献出毕生精力的辛勤工作也是分不开的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:“晚清所谓新学者,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,而凡有真信仰者,率归依文会。”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  杨文会为振兴佛学,一生从事刻经事业,兴办佛学研究会,创设佛教学堂等,在近代中国文化界、学术界、思想界发生了相当广泛深入的影响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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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杨文会先生) 


一、创立金陵刻经处——刻经弘法

  杨文会二十八岁时(1864),因病中读《大乘起信论》有所领悟,于是进一步寻求佛经研读。不久,他又读了《楞严经》,对佛学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。从此,他“一心学佛,悉废其向所为学。”[2]1866年,杨文会移居南京,结识了一批佛学同好,如王梅叔、魏刚己、曹镜初等,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。他们共同感到,佛教典籍的散佚,经板的毁灭,对弘扬佛法大有影响,因而发愿刻印方册本藏经,以便流通。为此,杨文会亲自拟订刻经章程,集合同志十余人,分别劝慕刻经,并创立了金陵刻经处。同时赞助杨氏刻经事业最有力者有郑学川(后出家,法名妙空),在扬州创立扬州藏经院(江北刻经处);又有曹镜初在长沙创立长沙刻经处等。这几处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,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体例,互相分工合作,为近代佛藏的刊刻,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  杨文会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将近五十年,原计划要校刻大藏经一部,为初学者选刻大藏辑要一部,以及选编藏外重要逸著若干种等,但是由于种种困难[3],这一宏愿最终未能完成。然就刻经处已刻印出版的三千余卷,几百种著作来看,其功绩也是十分巨大的。试举其要者言之:如杨氏对华严宗著述,特别是对贤首法藏佚著的搜集、整理、校订,为研究华严宗思想提供了系统的重要资料[4]。在法相唯识宗著述方面,杨氏校刻了佚失已久的窥基《成唯识论述记》等[5],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,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振兴。杨氏由读《大乘起信论》而信佛,他认为“马鸣大士撰《起信论》,贯通宗教,为学佛初阶。不明斯义,则经中奥窔无由通达”[6]。因此,彚刻了《大乘起信论疏解彚集》(八种)。杨氏笃行净土,曾先后彚刻《净土经论十四种》、《古逸净土十书》,以及重刻魏源辑《净土四经》等。此外,各部经论及其重要注疏,以及历代古德著述也多有刻印。

  杨文会主持刊刻的佛藏,不仅包括了许多宋元以后的重要佚著,而且对所刻典籍都做了十分精审的选择、校勘和句读。因此,从版本学上讲,金陵刻经处(包括江北刻经处、长沙刻经处等)所刻印的各种方册本佛藏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,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佛藏版本。它的流通,对近代佛学的振兴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

二、创办祗洹精舍——培育人材

  杨文会在培养佛学人材方面也化费了许多心血。先后出于杨氏门下的著名学者有:谭嗣同、黎端甫、桂伯华、欧阳渐、孙少候、李证刚、梅撷芸、蒯若木、释太虚等。此外,还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思想家、学者,如梁启超、章太炎、沈曾植、陈三立、夏曾佑、宋恕、汪康年等,也都在不同程定上受到他的佛学影响。杨氏曾以金陵刻经处为基地,建立居士道场,与四方学者探讨佛学。同时他对于当时国内“释氏之徒,不学无术,安于固陋”的状况很不满意,认为要振兴佛教,必须“自开学堂始”[7]。为此,他曾亲自订立了一个“释氏学堂内班课程”计划,主张“仿照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之例,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”。并且认为,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僧人“方能作方丈,开堂说法,升座讲经,登坛传戒,始得称为大和尚。”[8]

  1895年,他收到锡兰(斯里兰卡)达磨波罗的信,说到要创立大菩提会,赴印度复兴佛法,希望中国也能派出僧侣学者。杨氏对此十分赞同,从此即着手筹备创办佛教学校。但是几经周折,直至1908年秋,他的办学愿望才得以实现,在金陵刻经处办起了“祗洹精舍”,入学僧俗共有二十余人。后来在佛教和佛教教育发展中有相当影响的太虚法师[9],就是这一时期的学生。可惜由于经费的缺乏,只办了两年,“精舍”就被迫停办了。1910年,杨氏又发起组织了佛学研究会,自任主讲,四方来学者也甚多。近代著名居士欧阳渐即于此时正式依侍杨文会,并在杨氏逝世后,受嘱主持金陵刻经处。之后,欧阳渐又创办了支那内学院,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材[10]。

三、教宗贤首,行在弥陀

  杨文会在教理上推尊贤首法藏的华严学说,而在实践上则笃行弥陀净土法门。杨氏在《与某君书》中自述说:“鄙人初学佛法,私淑莲池、憨山,推而上之,宗贤首、清凉,再溯其源,则宗马鸣、龙树。此二菩萨,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,西天东土,教律禅净,莫不宗之。”[11]因此,从佛典经论上说,他最推崇的是《大乘起信论》以及贤首的《义记》、《别记》。他说:“《大乘起信论》二卷为学佛之纲宗,先将正文读诵纯熟,再将《义记》、《别记》悉心研究,于出世之道,思过半矣。”[12]杨氏诚信《大乘起信论》为马鸣所著,甚至主张以此论为本,“建立马鸣宗”。[13]同时他还精心注释同样假托马鸣所作的《大宗地玄文本论》,认为此论中之五位判教“总括释迦如来大法,无欠无余,诚救弊补偏之要道也。”[14]贤首借《大乘起信论》发挥《华严经》思想,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华严宗教理,杨文会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,并欲由贤首直溯马鸣。

  杨文会认为:“以一切佛法,入念佛一门,即《华严经》融摄无碍之旨也。”[15]又说:“净土一门,括尽一切法门,一切法门,皆趋净土一门。”[16]所以,他对净土法门有独到的深入研究。简略言之,他认为净土法门应以观想、持名兼修为上,以读三经一论为津梁,以自他二力并重为根本。杨氏在《观无量寿佛经略论》中说:“此经专重观想,小经专主持名。近代诸师,以观法深微,钝根难入,即专主持名一门。若观想迳可不用,何以大小二经皆详演极乐世界、依正庄严耶?”所以,他在《十宗略说》中明确指出:“此宗以观想、持名兼修为上。”杨氏又认为,单持名号或一心专念,日久易于疲懈,甚至走入歧途,因此必须“以深妙经论,消去妄情,策励志气,勇锐直前,方免中途退堕也。”[17]具体地说:“宜以三经一论为津梁。”[18]净土法门,发愿往生西方净土,皆仰仗弥陀接引之力,所以是以他力信仰为主的。杨氏则认为:“往生虽仗他力,而仍不废自力”,因此他大力倡导自他二力并重之旨趣。他说:“盖生品之高低,见佛之迟速,证道之浅深,受记之先后,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别等差。”自力和他力,“二者不可偏废,如车两轮,如鸟两翼。”[19]

  杨氏本人虽尊信贤首,笃行弥陀,但对其门下则均就其所长而引导之,不强求以一宗一说。因此,他的弟子中既有长于华严、三论者,也有长于法相、密宗者,百花齐放,各宗并茂。

四、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拓者

  杨文会既是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,也是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拓者。1878年杨氏随曾纪泽出使欧洲期间,结识了当时正在伦敦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真宗学僧南条文雄(1849一1927)。此后三十余年中,两人书信往来不绝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杨氏在南条文雄等人的帮助下,从日本、朝鲜访得中国五代后佚失的重要经论注疏和著作约三百种,并陆续校勘选刻出版。其中包括了华严宗贤首法藏、唯识宗慈恩窥基、净土宗善导等的许多重要著作。同样,当日本京都藏经书院计划刻印《续藏经》时,杨氏也给予了大力的赞助。他不仅对《续藏经》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,并且在国内多方为之搜集秘籍善本,以供编者采录。对此,《续藏经》编辑主任中野达慧在《编篡印行缘起》中说:“先是介南条博士,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,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谛法门之交,雁鱼往来,不知几十回,二公皆嘉此举。或亲自检出,或派人旁搜,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,前后数十次,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。予每接一书,欢喜顶受,如获赵璧,礼拜薰诵,不忍释手。”[20]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集《大藏经》、《续藏经》,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大事,而中日两国学者于其间进行了真诚、密切的合作和交流。这将永远载入史册,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发扬的。

  杨文会在佛法教理方面,与日本学者也有密切的交流。他曾与日本真宗学僧北方心泉、小粟栖、后藤葆真等就净土法门理论进行过论辩。当时日本净土真宗先后在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南京等地设立本愿寺,宣扬纯他力净土法门。杨氏认为,真宗教义把圣道门与净土门对立起来,把净土门中自力与他力对立起来,是有违经教的。他指出,“极乐净土,由弥陀愿力所成。弥陀既发大愿,勤修圣道,方得圆满。”所以“生西方净土之人,亦由圣道而证妙果”,“净土亦是圣道无量门中之一门。”又,真宗教义认为:“信心从他力而发”,只有“他力之信,一相无别,所生之土亦一无量光明土。”杨氏则认为,依据经文,众生发心“仍系自力”,“剋实论之,信心者,自心所起也;他力者,自心所见之他力也。除却现前一念,复何有哉!”[21]由今观之,无论纯主他力,还是力主自他并重,都是净土各派的不同宗趣,尽可求同而存异。杨氏在这个问题上,一直是取慎重态度的[22]。因此,这种疑义相析的辩论,诚如杨氏所言,只会“愈辩而愈明,彼此均有利。”此正所谓“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”也。这个传统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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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:

[1] 请参阅拙作《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》(见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86年第1期。

[2] 《杨仁山居士事略》(见金陵刻经处版《杨仁山居士遗书》第一册)

[3] 在众多困难中,经济上的困难是主要的。杨文会为了维持金陵刻经处,曾将其两次赴欧考察带回的仪器,全部卖给湖南时务学堂。1897年,谭嗣同致汪康年信中曾说到:“杨仁翁先生问从前经价,……湖南买仪器价,请转向蒋少穆兄一问,速即寄来。仁翁光景,万难万难,又遭母丧,我辈能为收齐账目,是即助之也。”(中华书局版《谭嗣同全集(增订本)》下册第513页)

[4] 关于华严宗著述,杨文会校刻了晋译《华严经》,智俨的《华严经孔目章》,澄观的《华严经疏抄》、《华言经悬谈》,李通玄的《华严经合论》等。编集了《华严著述集要》,收智俨、法藏、澄观、宗密等重要著述二十九种,其中不少佚著是从日本、朝鲜访求而得的。杨氏还计划编集一部《贤首法集》,作为“世之华严学者”的“圭臬”。(选目和叙言均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三)

[5] 杨氏在刊印《成唯识论述记》叙中说:此书“迨元季而失传,五百年来,无人得见,好学之士以为憾。”(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三)按,此书明清大藏经中均已失载,故时人以为国内已无其书。1933年发现赵城金藏,其中有《成唯识论述记》(残,存七卷)及窥基其他著作多种。今均影印在《宋藏遗珍》中。

[6] 引自《起信论真妄生灭法相图跋》。(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三)

[7] 引自《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四》。(见同上卷一)

[8] 因子《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雏议》。(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一)

[9] 释太虚(1889—1947)鼓吹佛教改革和佛化运动,他创办的佛教刊物《海潮音》历史悠久,影响广泛。自1928年起,他又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、闽南佛学院、汉藏教理院等,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。其著名弟子有:印顺、法尊、巨赞、大醒、尘空等。

[10] 欧阳渐(1871—1943)于1922年创办支那内学院,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者,著名的有:汤用彤、吕澂、刘定权、王恩洋、黄忏华等。支那内学院也刻印了许多佛典,其中所编《藏要》三辑,计选收重要经论律七十余种,是目前校勘最精的版本之一。

[11] 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六。

[12] 引自《与陈大镫、陈心来书》。(见同上)

[13] 引自《与陈小芸书》。(见同上卷五)

[14] 引自《与陈小芸书》。(见同上卷五)

[15] 引自《与陈仲培书》。(见同上)

[16] 引自《与陈澹缘书》。(见同上卷六)

[17] 引自《学佛浅说》。(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一)

[18] 引自《与陈仲培书》。(见同上卷六)

[19] 引自《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三》。(见同上卷一)

[20] 南条文雄在《续藏经序》中也说:“居士颇随喜此举,集藏外及未刊之书,邮政以充其材者,或可以十数也。”“藏经书院每月未尝误其发行之期,是居士之所以随喜供给其材料也。”

[21] 引自《阐教编·评真宗教旨》。

[22] 杨氏在《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十二》中提到他对《真宗教旨》批评一事,并诚恳地说:“弟与阁下交近二十年,于佛教宗趣未尝讲论,今因贵宗将遍传于地球,深愿传法高贤,酌古准今,期与如来教意毫不相违,则净土真宗普度众生,无量无边矣。”(见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八)又,他在《阐教编》末尾也说:“南条、北方诸君往返二十年,未尝讲论佛法,兹因机缘触发,不惜一番话堕,引出无限是非。然愈辩而愈明,彼此均有利益。”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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